现在，王稼祥这个名字，肯定是不响亮的，人们对他知之甚少。但是，当年他也算得上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今天我们不全面展开讲他的业绩，只说他和毛泽东的关系。
1949年，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驻苏使馆办公
实际上，是说他心中的毛泽东。
首先是军事家毛泽东。
王稼祥本人是和军事相距很远的。他的一生，主要是和政治打交道。
1925年，他19岁的时候，就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了，1928年进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读书，同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直到1930年3月才回到上海，在苏联呆了近五年的时间。
回国后，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接着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的总编辑。不久被派往江西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
如果说，他和军事有关的职务，那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真的指挥打仗的职务，而是象征性的。
二十几岁的书生，肩膀上扛了这么多重要的担子，当然有他能力的因素，但是，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留苏的，而且，他和当时掌权的王明、博古等人走得比较近。在苏联留学时的中国学生有一个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松散组织，甚至说不上是一个组织，只是这些人志趣相投，喜欢凑在一起。他们自称是共产国际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当时中共瞿秋白路线的坚决反对者。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和王稼祥都在其中。
也正因为如此，王稼祥算是“自己人”。而正因为是“自己人”，他的话格外有分量一些。
这个分量，在遵义会议上体现出来了。
今天说到遵义会议，人们首先想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很少首先想到王稼祥。但是，如果把时间拨回1935年1月，王稼祥的态度并不是无足轻重。
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在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次会议上，和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主要领导唱反调，选择支持一个没有留过洋甚至受到排挤的毛泽东，到底为什么？
那个时候，活下去是硬道理，而活下去就要能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打胜仗。这个时候，讲大道理没有用，关键是谁能带兵打仗。
王稼祥自己不懂军事，但他很早就看出了谁懂军事。
毛泽东也不是科班出身的军事家。和王稼祥不同的是，他确实当过兵，不过只当了半年。那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18岁的毛泽东还是个中学生，他以“毛润之”的名字加入了驻长沙的起义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
后来，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谈到这段生活。他回忆说：“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余的都是一些庸碌之辈。”毛泽东说的铁匠就是当过铁匠的朱其升，矿工就是下过矿井的彭友胜。
当时，部队发给毛泽东一把“汉阳造”步枪，这也是毛泽东拥有的第一支枪。
毛泽东在很多年之后还记得这些名字，说明他对军队生活印象之深。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见到朱其升时说起当年的情景：“我们在新军共同生活和战斗，虽只有半年，但记忆犹新，特别是你和彭友胜对我的照顾和帮助。当时，我带有学生气，对军队生活不习惯。你们像兄长一样关心我。”
这段军队生活，作为一个列兵，当然谈不上什么军事才能。
说来有意思，毛泽东的一本重要的“军事教科书”，是《三国演义》。当然，他本人不承认这一点。
毛泽东从小就是“三国迷”，1913年读私塾时，他就读了《三国演义》。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讲述成长经历时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据说，他讲《三国》头头是道，被同学公认为“三国故事大王”。
1928年，井冈山斗争时期，部队在攻打茶陵县时，毛泽东得到一套《三国演义》，毛泽东兴奋地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1965年，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就能打仗。我们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就是说，他不用《三国演义》这本书去打仗，而是吃透了这本书，融会贯通地用在了实践中。
这也是对他批评的反驳。当年他挨整的时候，就有人说，毛泽东手法不高明，只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及此事：“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并没看。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
不过，他确实有军事才能。
井冈山时期，红军总是打败仗，原因之一是没有绝对权威的指挥员。后来，毛泽东把权力集中到了自己手中，接着就打了一个大胜仗。
1929年2月10日，正好是大年初一，在瑞金附近的大柏地战斗中，红四军一举歼敌两个团，这是红四军自下井冈山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从此红军摆脱了被动的局面，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
就连对毛泽东颇为不满的陈毅也说，这是一场“荣誉之战”。那时候，红军败仗太多，亟需一场胜利鼓舞士气。
在接下来的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被剥夺了指挥权，被迫离开了部队。
但是，不久，在七大上占了上风的陈毅和朱德还是低下身段，请毛泽东回部队，因为 “老毛” 在战场上确实有一套。
王稼祥后来写过一段回忆：
我们进入苏区，正当第二次“围剿”反攻胜利以后、第三次“围剿”的前夜，当时项英同志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英明的战略战术军事思想，毛泽东主张 “诱敌深入，各个击破”。项英同志认为这是守株待兔，主张 “御敌于国门之外”。我当时支持了毛泽东同志，这并不因为我当时就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而是简单地认为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又感到项英同志同我一样，没有听过枪炮声，能正确处理战略战术问题吗？所以我就支持了有战争经验的毛泽东同志，结果三次“围剿”，敌人的“并进长追”失败了，我们大大胜利了。
应当说，这是大致准确的想法。
相比之下，当时的主要领导者确实差得很远。
1933年4月，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后因无法取出弹片，伤口恶化，完全不能工作。长征出发时，他是腹部通着管子、被担架抬着上路的。
出发前，不少干部被留下来，而留下来的人大都凶多吉少，而对王稼祥，抬也要让他跟着队伍，可见当时的领导层对他的重视。
红军长征路上，一路被敌人围追堵截，吃了不少败仗，部队由赣南出发时的8万多人只剩 3万多。这时，毛泽东生病，也坐上了担架，和王稼祥二人成了 “病友”，在宿营和休息时，他们经常交谈，对前途极为担忧。
毛泽东本来就是被边缘化的，对当时的领导者一肚子意见，当然赞同王稼祥。他们又找到了另一个同盟者，也是从苏联回来但是同样被边缘化的张闻天。三个人的意见一致，就是这样下去不行，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
三个人开始做工作，寻找支持者。实际上，当时很多人是不满的，因此形成了共识。在这种情况下，遵义会议上，博古等人下台，张闻天成为总书记，而军事指挥由三人小组负责，就是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这三个人中，毛泽东的话语权最强。从此，也为毛泽东掌握中共的领导权铺平了道路。
所以，毛泽东多次说过，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足可见这“关键的一票”的重要性。
为什么是关键一票？因为他是留苏的，是共产国际信任的“自己人”。“自己人”这么坚定地反对“自己人”，说服力很大。
如果说，王稼祥此时投给毛泽东的一票，多少还有点“实用主义”，因为老毛能打仗，是个军事家。在战争状态下，只能选择军事家而不是理论家，那么，在几年以后，他对毛泽东的认识又升华了一步，就是把毛泽东看作是中共的领袖。
1938年，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延安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这就是王稼祥心中的第二个毛泽东，领袖毛泽东。
长征到了延安后，王稼祥的伤情没有痊愈，就被送到莫斯科疗伤，后来就留在莫斯科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他的俄文好，又是从中国的革命第一线回到莫斯科，有了很多机会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介绍中国的革命，当然也会介绍毛泽东。
那时，毛泽东没去过莫斯科，共产国际对他也不了解，甚至多少有些看不起他，因为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王稼祥的介绍，是加分项。
其实当时在延安，虽然很艰苦，但是中共高层两派斗得很激烈。一派以留学苏联的王明为代表；一派以毛泽东为代表。
王明依仗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撑腰，一度咄咄逼人。毛作为中共党内的实力派，也有许多支持者，为争取最高领导权，内外做了很多工作。
在此其中，王稼祥再次发挥重要作用。他站在了毛泽东这一边，积极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介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王稼祥1938年回国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明确表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应该以毛泽东为首。王稼祥把这个分量很重的意见带回了延安。
这相当于“钦差大臣”带来了“圣旨”。
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是个不恋权的人，他当即提出向毛泽东让位。毛泽东从全局考虑，要张闻天把总书记的位子继续担着，保留这个名义。所以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张闻天还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主持中央会议，但实际权力都交给了毛泽东，一切事情也都由毛泽东来定。
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地位的改变，从形式上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以往的政治局会议是在党的一把手张闻天住的窑洞里开，后来，就转到了名义上还不是一把手的毛泽东的窑洞里开了。
因为是王稼祥带回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也算得上大功一件。毛泽东对这件事情，也是记忆深刻的。
其实，在这一时期，王稼祥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的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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