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中间是一位少年，一群人像车轮辐条一样在四周转动，每个人都举起手臂指向他，边走边说，“明天叫你家长来学校一趟”“你怎么又不好好读书，成绩怎么一直那么差？”“体育课别上了，留下来写作业！”“你看看你的分数，我去参加家长会，都抬不起头来”“就你这样，能有什么出息？”……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响，最后重叠在一起，化成嗡嗡的噪声。起先，少年站着，随着指责声不息，他越蹲越低，最后蜷缩在地，用力捂住耳朵。
这是谢岚在新书《我不是差生》中描述的原创戏剧《郑克寒的青春期》中的一幕。这部戏剧来自她的学生的亲身经历，在2017年第五届上海市中学生话剧节得了二等奖和最佳男配角。领奖时，学生在舞台上蹦来跳去，高兴地开玩笑说：“学渣”第一次完胜“学霸”。
谢岚曾是记者，离职后在上海市广中学校担任校外老师，一做就是十年。这是一所专门学校，接收不适合在普通学校就读的初中男生。他们普遍学习成绩不好、厌学、容易和人产生冲突、打架、日夜颠倒玩手机或打游戏。从一般的标准看，他们就是“差生”或“问题少年”。
真的是这样吗？在《我不是差生》中，谢岚收录了学生们自传性质的作文，对师生做了访谈，也记录了她在学校期间的观察和思考，试图给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学生不应该怕校长
2012年，谢岚在《新闻晨报》做记者时，第一次知道这所广中学校。当时，她的同事参加一位美国心理专家在上海举办的工作坊，现场有两三位男士非常活跃，带来各种教学中的困惑与专家探讨。后来她了解到，他们是广中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那一年的教师节前夕，谢岚所在的部门策划了一期对该校的专题报道。
广中学校位于虹口区。校园不大，一幢4层主楼，一幢浅灰色辅楼，一片操场既是足球场又是篮球场。学校的前身是一所“工读学校”。谢岚接触广中的十多年，沉迷网吧、逃学、打架斗殴、“跟大哥”的学生在减少，而厌学、因各种困扰无法在普通学校上学的学生在增加，有些孩子甚至学习成绩还不错。
有一天，谢岚和同事再次去学校，希望能访谈一些学生。得知谢岚的采访计划，校长乔俊君很高兴。他说，此前没有机会从学生口中听到对学校的评价，他也很想知道学生们的真实想法。随后，老师将谢岚他们带到教室做了介绍，又让愿意接受访谈的学生自己举手。采访过程中，校长和老师都不在场，只留下学生和记者互动。“不准备，不安排，没有套话，学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次采访让谢岚对广中学校留下了深刻印象。
乔俊君后来坦率地告诉谢岚，学校之所以尝试新的教学方式，是因为原有的路走不通了，“家庭和学校以前那套教育方式没有效果”。2007年乔俊君刚被任命为校长时，内心没有升职的喜悦和踌躇满志，而是不断问自己“难道还要继续在这里待下去吗？”
1995年，乔俊君大学毕业就来到广中，从普通教师做起，一直到做校长。十多年里，他在工作中很少感受到美好，几乎没笑过，“非常严肃，走到哪里，哪里就没有声音”。而这种学生一看到就怕的状态，曾被社会和学校认为是“对”的。广中的学生比较特殊，学校又是寄宿制，乔俊君自然长期处于压抑、紧张状态，校内担心学生出问题，校外又经常被同行看不起。
不过，这种“雷霆管理”当时确实有效。乔俊君上任后，学生逃学、霸凌、打架以及师生之间的冲突都明显减少，但他始终觉得这不是真正的教育，在心里反复问自己：“如果用这些手段‘教育’学生，我和一个监狱看守有什么区别？”
从2014年起，乔俊君持续和校外人士合作，希望用多元的视角、多元的尝试，让学生重新认识自己，走出困境。
“在上海，很多学校都有与校外专业人士合作的项目式学习，大多都只作为对学生兴趣的辅助拓展，或者流于表面，重点还是放在授课、抓成绩。”谢岚说，广中不一样，项目式学习更受重视，安排的课时和老师们投入的时间精力更多。他们想通过项目式学习，研究哪些因素让孩子的行为出现了偏差，如何对这些偏差进行矫治。
2016年，她从报社辞职后，也成为广中学校的一名校外老师。
“秘诀”是聊天
小学三年级时，Tom换了新英语老师，因为不适应，英语成绩急速下降，考试只有40多分。老师对他唠叨训斥，叫他“努力”。但Tom英语基础差，学得慢，甚至不知该怎么学。每天中午，老师都命令他把所欠作业补掉才能吃饭，结果午饭经常拖到下午第一节课前。随着英语老师布置的作业越来越多，他完成作业越来越困难，连学校的活动、郊游都去不了，变得彻底厌学。在写给谢岚的作文中，Tom疑惑，“到底怎么才算努力？努力到底有什么意义？”
刚踏入广中时，涛仔个子小得像一个四五年级的小学生。那时，他正在经历人生中“最黑暗、最叛逆的时期”。夜不归宿、上课睡觉、课间打闹、不做作业，被同学们排斥。在家里，他也感受不到温暖，家庭氛围“堵、忧、劳、烦”，只想跑出去跟朋友玩。随着“不良行为”越来越严重，涛仔被老师劝到广中学校就读。
Tom和涛仔的经历，是学生们进广中之前状态的缩影。有一次，谢岚在上非暴力沟通课时，一个新来的胖胖的男孩跟别的同学怼起来，直接在地上打滚。乔俊君说，很多学生刚来的时候，眼光里带着抗拒、抵触，有时候甚至有敌意。
广中学校和一般学校不同，住宿制，学生少，老师和同学在一起的时间多，“孩子到这里来以后，体验是不一样的”。
一次墙绘活动中，班主任徐凯发现涛仔对绘画蛮有兴趣，尤其是漫画，能静下心来完成画画任务。进入初一下学期，徐凯就让涛仔做班级生活委员，负责内务、卫生，对新生进行培训，“他做得很好”。涛仔也告诉谢岚，他在广中感受到老师的友善、有耐心，不会很凶，“当学生的，如果觉得这个老师好，就肯去听，肯去学习”。
上教育戏剧课时，老师们让每个学生都参与进来，做演员、导演、幕后、编剧、舞美、音效，有机会体验和尝试不同的岗位。她发现，原先被认为“学习能力差”“学习效率低”的高山，不管上戏剧课还是摄影课，很愿意尝试自己没做过的事情，在约定时间内完成任务，也很有自己的想法。2020年底，谢岚和学生们合作的《王子》在第一届上海市中小学生戏剧节上获得三等奖。广中“中国鼓队”受邀演出时，高山作为“领鼓者”，演出时展示的专注和阳刚之气，给现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老师徐洪告诉谢岚，广中师生能建立起关系的秘诀在于聊天。“你得会聊，从生活、美食、学生家庭背景等各方面去聊，聊着聊着，很多东西自会呈现出来。”比如有个学生进来时脏话很多，手脚不干净。后来和他聊天，他说了家庭状况，家里人的性格、脾气，大人之间的种种矛盾，“慢慢地就对他感同身受，他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从“脱轨”中发现闪光点
“广中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学校，这里同样存在着人和人之间的误解、摩擦甚至冲突。在帮助学生修复损伤、重建自信、找到学习动力、增强学习能力等各个方面，学校都有很多欠缺之处。”谢岚说。但在和学校老师们深度接触的十年里，她认为广中老师有两点很难得，一是老师们不认为学生是“差生”，愿意发现他们的闪光点；二是他们有一定的反省意识：我这样做，真的对吗？真的是对学生好吗？
“这个世界不怎么样。我没有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爱和公平。”Tom曾这样对谢岚说。她听了很难受。“一个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受到过多的嘲笑、羞辱、剥夺，会从自己承受的寒冷和疼痛中生成一个认知：这个世界是丑陋的，自己是卑微无用的。在这个认知的运转下，人会对伤害极度敏感、对友善极度怀疑、对权力和武力产生崇拜，幻想碾压别人的快感，渴望以此避免自己受压迫。”
广中的学生大部分都会参加中考，然后去读中专、职校、技校。2020年，有两个学生还达到了区重点高中的录取分数线。“无论分数高低，老师们都为他们高兴。”谢岚说，有个学生初一进来时连乘法口诀表都不会，数学只有小学一二年级水平，在原来的学校上课就是睡觉。进来后，老师们一点点给他补，他一点点学，最后中考数学考了50分，物理和化学也及格了。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没有考上高中，进了‘三校’，就是失败。”谢岚说，广中的老师不这么认为，这些学生在进广中前就已经“脱轨”，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但经过广中几年，大部分人能继续升学，重新回到教育这条轨道上，通往更多的可能性。
毕业后，Tom给谢岚留言说，之前有段时间，和她交流时言辞中总是散发着压迫和攻击的气息，“凶”她，是因为“受到的伤害太多，好多伤口没有抚平，一直在溃烂，导致自己思想有些极端，会在一个点、一个时候，集中爆发出来，变得不可控制”。他郑重地向谢岚道歉。高山曾想做程序员，通过参加各种项目式学习，他发现自己更适合学美术，就转了方向，打算以后往这方面发展。桓崽有一天在班级群里说，他不那么喜欢打游戏了，对职校的素描课产生了兴趣……
“从这个角度说，广中的老师们也是在给这些学生做最后的兜底。通过各种形式，通过对关系的体验，帮他们重新梳理某些评价尺度对自我认知和自我发展的影响。”谢岚说，学校另外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这几年学生们继续读大专和本科的比例也在提高。
不久前，从国外回来的谢岚又和部分学生再聚。他们都从职校或大专毕业了，开始工作，迎来新的挑战。工作难找、薪水低，职场没有想象中轻松……听着学生们的吐槽，谢岚想起2020年教师节的一件往事：几个刚毕业的学生回去看老师，有人说起，暑期打工，去知名地产公司的建筑工地给工人师傅拍照，结果一分工钱都没拿到。“我也会好奇，从广中这样的环境出来后，经历生活中的不公和灰暗，他们怎么应对社会，怎么才能过得有幸福感？”她还担忧，他们在广中初步建立的“合作胜于暴力”的信念，会越来越稳固，还是再次瓦解。
说到这里，谢岚陷入沉思。片刻之后，她缓缓地继续话题：“但是从人生经历上来讲，他们有一段比较美好的经验。也就是说，他们的人生中有过比较正向的体验，未来也更有可能得出一些更正向的结论。”
《我不是差生》
谢岚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乐府文化2026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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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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